车中读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

    《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无。

    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辞；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

    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胡适：《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99－100页）不久，梁启超又有了一次与胡适在学术上交往的机会。

    1921年初，梁启超将他十余年来研究《墨子》的成果，写成了《墨经校释》一书，并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此书作一篇序文。

    胡适见了梁启超^h的书，

    “心里又惭愧，又欢喜”，惭愧的是，

    “我曾发愿，要做一部《墨辩新诂》，不料六七年来，这书还没有写定”；欢喜的是，现在有了

    “梁先生这部校释”，而且，梁先生

    “这里面很有许多新颖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胡适《墨经校释后序》，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99页）胡适的墨学研究在20世纪独树一帜，在近现代墨学复兴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但他能后来居上，不能不认为梁启超有启蒙之功。胡适在《墨经校释序》中写道：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

    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

    （同上，99页）在这里，他把自己对于墨子学说的兴趣以及最初的研究动力，全部归结为梁启超的示范、引领和启发。

    其实，梁启超注意到墨子的学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求学时期。那是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孙诒让写定《墨子闲诂》，第二年，印成三百部，分送给各位朋友

    “审读”。梁启超回忆当时的情景：“承仲容（孙诒让字）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84页）这是20年后梁启超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附带提到的，他对孙诒让的墨学研究大为赞赏，认为：“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莫能过此书。”（同上，283－284页）梁启超这番话说得不错。

    与后来梁启超和胡适对墨子的研究相比，孙诒让

    “用力虽勤，而所阐仍寡”，这是因为

    “比年以来，欧学东注，学者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益觉此六千言者，所函义浩无涯矣”。

    （《墨经校释》自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2页）梁启超和胡适用西方思想方法研究、解释《墨经》，固然可以有进一步的创建，并为墨学研究开拓新的局面，但孙诒让里程碑式的基础工作，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直到1998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孙启治在《前言》仍然认为，就《墨子》学说的研究成果而言，

    “近代著作无一不是在孙书的基础上完成的”。

    车中读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

    《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无。

    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辞；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

    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胡适：《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99－100页）不久，梁启超又有了一次与胡适在学术上交往的机会。

    1921年初，梁启超将他十余年来研究《墨子》的成果，写成了《墨经校释》一书，并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此书作一篇序文。

    胡适见了梁启超^h的书，

    “心里又惭愧，又欢喜”，惭愧的是，

    “我曾发愿，要做一部《墨辩新诂》，不料六七年来，这书还没有写定”；欢喜的是，现在有了

    “梁先生这部校释”，而且，梁先生

    “这里面很有许多新颖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胡适《墨经校释后序》，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99页）胡适的墨学研究在20世纪独树一帜，在近现代墨学复兴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但他能后来居上，不能不认为梁启超有启蒙之功。胡适在《墨经校释序》中写道：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

    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

    （同上，99页）在这里，他把自己对于墨子学说的兴趣以及最初的研究动力，全部归结为梁启超的示范、引领和启发。

    其实，梁启超注意到墨子的学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求学时期。那是1893年（光绪十九年癸巳），孙诒让写定《墨子闲诂》，第二年，印成三百部，分送给各位朋友

    “审读”。梁启超回忆当时的情景：“承仲容（孙诒让字）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84页）这是20年后梁启超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附带提到的，他对孙诒让的墨学研究大为赞赏，认为：“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莫能过此书。”（同上，283－284页）梁启超这番话说得不错。

    与后来梁启超和胡适对墨子的研究相比，孙诒让

    “用力虽勤，而所阐仍寡”，这是因为

    “比年以来，欧学东注，学者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益觉此六千言者，所函义浩无涯矣”。

    （《墨经校释》自序，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2页）梁启超和胡适用西方思想方法研究、解释《墨经》，固然可以有进一步的创建，并为墨学研究开拓新的局面，但孙诒让里程碑式的基础工作，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直到1998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孙启治在《前言》仍然认为，就《墨子》学说的研究成果而言，

    “近代著作无一不是在孙书的基础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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