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梁启超在胡适面前常常喜欢有一点争强好胜的表现，他几次与胡适过招，往往是他挑战叫板在先，胡适应战在后，有时甚至就不应战，低调处理。

    发生在1923年的

    “国学书目”之争就是这样。最初大约是清华学校的胡敦元等几个同学将赴美留学，请胡适拟一个

    “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见《读书与治学》，195页）的书目。

    其后，这个书目发表在2月25日^h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上，并被3月4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第7期所转载。

    《清华周刊》的记者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了这个书目，并于3月11日给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针对这个书目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第二，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和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同上，207－208页）胡适有一封答书，回复《清华周刊》的记者，他在书中对书目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和说明，并在原书目上以加圈的方式，又拟了一个

    “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大约这个时候，《清华周刊》的记者也将这个题目给了梁启超。

    当时他正在翠微山中修养，手中并无一书，而记者催得又很急，

    “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于4月26日完成后寄出。或许《清华周刊》的记者曾将胡适所拟书目推荐给了梁启超，他在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之后，又做了《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两篇文章，先刊载于《清华周刊》，后来还出了单行本。

    梁启超将国学入门书分为五类，即：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时涉览书类。

    这五个类别大致涵盖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比胡适的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分法要高明得多。

    而且，梁启超的

    “书目”在注释、提要方面较为翔实，对所荐图书的特点、内容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切实的评价，尤其是用自己读书的切身体会启发青年学子，使人感到很亲切，也很实用。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