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说明胡适与梁启超绝非泛泛之交。从胡适这边说，与梁启超交往，或许还有一些顾虑，不能不顾及同一阵营其他人的感受。

    陈独秀就曾致信胡适，提醒他：“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293页）胡适在复信中^h有所辩驳，陈独秀马上表示：“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同上，309页）傅斯年也曾写信给胡适，责问他：“你是最拜倒这滑头文学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所拜倒他的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研究系的势力么？”（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178－179页）梁启超曾批评胡适不该逃避政治，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也帮助梁启超做工作，终于促成了胡适的转变，准备创办《努力周报》。

    但他的另一些朋友，像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却劝他不要做

    “梁任公之续”。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

    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八年八月底）之后，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

    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却做总长。

    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胡适：《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142－143页）胡适与梁启超有太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主要的倒不在于思想、观点，以及对于事物的看法，而是他们的性情、品格，以及行为方式。

    所以，尽管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争执，有误会、有怨恨，但他们又能不断地有合作、有认同，你来我往，惺惺相惜。

    20年代初，梁启超邀请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欲请胡适等出面捧场，胡适却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借故推辞了。

    其中固然有傅佩青与胡适的分歧意见，但此时的胡适对梁启超不能说就没有防范心理，他也担心自己和

    “研究系”走得太近。可是，1924年春天，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胡适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泰戈尔的思想主张、人生理想未必与他相契，但他不仅出席了在北海静心斋召开的欢迎会，而且在由梁启超主持的泰戈尔64岁生日会上，用英文致辞，称赞泰戈尔是诗哲，而且是革命的诗哲。

    前一天，梁启超应泰戈尔的请求，刚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

    “竺震旦”，胡适便在生日致辞中向他表示祝贺，并将自己先前所作《回向》一诗，作为生日贺礼送给泰戈尔，一唱一和，配合默契。

    此前，陈独秀曾致信胡适，告诉他《中国青年》杂志将出版特刊反对泰戈尔，希望他能为此做一篇短文。

    可是胡适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在这里，或许是他和徐志摩的友谊发生了作用，使得他对这个留着雪白胡子的印度诗人竟也多了几分爱慕，但其自身所发生的微妙变化却也不容忽视。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