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和大庆上了初中，我的记忆又重新焕发得明晰真切。

    日子像套了驴的磨盘一样不停歇地流转，我和大庆都在念初二的时候，大概是五月份的季节，双水村下了一场没头没尾的冰雹，人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过来，又是从哪里离去的。事后在确定了上游的望月村和下游的燕子村都毫发无损的时候，双水村的人们才一脸无奈地说：真他娘叫祸从天降啊。

    周末回家走进村子，曾经像海浪一样连绵起伏的金灿灿的油菜地化作乌有，成了一片凌乱不堪的光杆司令，而那几天前还昂首挺胸的麦穗也如同双水村的村民一样怏怏地耷拉着脑袋。村民们脸上写满了疲乏和无奈，他们做梦放屁打哈欠都不会想到夏至的*还会从天上砸下冰疙瘩，更让他们惊诧不已的是冰疙瘩几乎不偏不倚的沿着双水河一路划过，正如我童年时每夜都能精准地将童子尿尿在尿窝子里一样毫厘不差地将两岸农田糟蹋成一片废墟。

    回到家，冬梅告诉我们，家里已经青黄不接了。父亲苦不堪言地说，密密麻麻的冰疙瘩从天空砸在土地上的声音就像播种时洒出的一粒粒种子一样呼呼作响，也像打土夯的杵头把潮润的土地砸成大坑小窝。

    等我们下一周再回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南下打工去了。父亲是跟着燕子村的一个远房叔叔一起走的，他走的很仓促，甚至连一言半语的交代话都没有留下。我们忽然若有所失，不知道父亲将会是在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只有骑坐在门槛上等待。

    那些日子，我和大庆上学吃穿都很艰难，回家冬梅对我们悉心照顾，甚至让我们足以感受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柔性和慈美。冬梅那时已经十八岁了，出落成一个丰满漂亮的大姑娘，也就是说红军当年眼巴巴瞅着发育的姑娘已经成熟了。村里的人见了都说冬梅长的跟母亲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尤其是熬老太，逢人便说冬梅和月英是一个泥巴果搓成的，说冬梅像母亲发梢系着蓝白相间的格子布时一样漂亮，还说冬梅是凤凰山上的一只金凤凰。她尽管已经年近古稀，却依旧矍铄活跃，每天早晚依旧可以看见她扭着小脚颠簸在她儿子的一亩三分地上，她依旧擅于言谈，却不知何时在她干瘪的嘴巴上习惯性地多出半截燃烧的香烟。她说话的时候，空洞的口腔开合之间，也随之吞吐出袅绕的烟雾。

    耄耋之年的她吸一口嘴巴上剩下的半截香烟，不经意轻吐出淡蓝色的烟雾，如同黄昏的夕阳下袅起的炊烟，显得融洽而真切。

    在村民们奔波的路上，在村民谈笑的人群里，在双水河的青石板旁，随处可以看见她的身影。甚至在过年赶集的时候，在何大胡子轰嗵嗵的拖拉机车斗里，也可以看见她居高临下的姿势，她嘴巴里香烟冒出的青烟与拖拉机烟囱里的黑烟，相得益彰。对此，老王村长耿耿于怀。他想，天底下哪有当娘胳膊肘还往外拐的。他认为那些搭何大胡子拖拉机的人都是不买他老王村长账的刁民，那是给何大胡子助了威风，添了人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何大胡子的拖拉机很少有人搭坐，而那些坐在何大胡子拖拉机上耀武扬威的人，就是双水村为数不多的刁民，比如老孙头的两个儿子金虎和银虎。当时村里流行了一句儿谣：王老四，大胡子，两个出门碰鼻子；一个是虎，一个是狼，当官儿开车讲道行。这个村庄的儿谣就像山野间飞起的一群群山雀，总会在不经意间飞得铺天盖地。

    金虎、银虎两兄弟早几年在深圳打工，三年前衣锦还乡。金虎还从外地带了个浓眉大眼的姑娘回来了，脸盘有向日葵那么大，那么圆，棕黄的肤色，说起话来声音粗犷，大家在背地都说金虎是一只公老虎，这回讨了只母老虎。

    要说鞋穿起来合不合脚，自己最清楚。金虎对这只母老虎相当满意，因为这不仅是一只凶悍的母老虎，而且是一只持家的母老虎。母老虎来到老孙头家，第一件事便是改革分家。老孙头跳起来疾言厉色地吼道：“一泡狗屎两兄弟还要分着吃？”她却头头是道地声称：“分家的事，趁早不趁晚，省得胡子头发连成一把。”

    继而，这个像狗屎一样分文不值的家被一把无形的刀，剁成了大小不匀的两半。金虎和他的媳妇带着那一大半狗屎另起炉灶，银虎就和老孙头住在那间住过祖孙三代的徒有四壁的两进老房里。老孙头成天詈骂金虎的媳妇，是个毒女人，接着又骂金虎是个软骨头。

    但老孙头好歹还住在生他养他的老房里，熬老太自从落心溺死后就被老王村长和秋菊撵了出来。她现在安然自得地坐在何大胡子的拖拉机上，并不是她的胳膊肘往外拐，只因她觉得有时候亲儿子还比不上干儿子。当年被儿子儿媳从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屋里撵出来，多亏了两个干儿子何大胡子和我的父亲刘青山，抽空在她家的草垛附近搭了间草屋。在她眼里，亲儿子和干儿子，那就是手心手背的肉了。

    以至于在她与别人的聊话中，当有人问及身后事时，她总会不动声色会地说：“我有四个亲儿子，还有两个比亲儿子更亲的干儿子，退一万步还有共产党咧。”

    人们就笑着说：“共产党岂不成了比你干儿子还亲的儿子。”她笑而不语，颠簸而去。

    在我看来，她不仅矍铄，而且是一个豁朗的老人。

    在我和大庆中考结束的那个暑假，熬老太带来一个结实高大的年轻人介绍给了冬梅，这个年轻人让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干爹钱剃头匠。他们个头相当，皮肤黝黑健康，手掌都宽大地像鸭鹅的蹼掌。只是他总在说说笑笑，显得轻浮，而他俊俏的外表给人华而不实的直觉。

    年轻人是熬老太娘家的唯一侄子，这个唯一不是计划生育一胎化的产物。在国家鼓励人民日夜发电造人的年月里，他的父母和他族上的七婶六叔却都像打不上火的电瓶一样干着急。好在他的父母半辈子求观音拜菩萨总算显了灵，年过不惑才赐得了贵子。这个独苗如同熬家的星星之火，自然刚足二十就要开始履行他的燎原义务。他说话时显得客气斯文，与他高大魁梧的身材判若两人；他不像村子里的男人们总爱讲荤段子，他总是故弄玄虚地谈着一些让我们姐弟三人膜拜而糊涂的哲学，可我确定从来没有听他说出过苏格拉底、黑格尔或者尼采任何一个哲学家的名字；他帮冬梅挑水砍柴，还下地给庄家锄草，又从凤凰山上摘回半篓猕猴桃；最关键是他还会打猎，他在生产五队的乌龟山上打回来的都是野鸡，在我家门前的凤凰山上打回来的都是野兔，他就说：“凤凰山上没野鸡，乌龟山上没王八。”

    一切都自然而然，这个年轻人也不费周折地将冬梅猎获了。我甚至看到了一个老练的猎人在毫无悬念地完成一次捕猎后，一脸傲气和收获的表情。

    冬梅像一只温顺的猎物毫无戒备地步入猎人的陷阱，这让我和大庆再次若有所失。在另外一个地方，一枚眼巴巴瞅着成熟的柿子却落在了别人的怀里，这也让红军感到若有所失，自此他和他的父亲学会了酗酒。然而，这个陷阱竟然让失足的冬梅在命运面前的一再挣扎成了困兽之斗。

    年轻人叫熬磊，这是个让我至今也一提就上火的纨绔子弟。他乍看起来人模狗样，磊落大方，实则确是个衣冠禽兽的伪君子。在花津镇，居民都称呼这个花花公子叫作石头包，性子倔强，不可开化。后来才听说他就是因为在花津镇上臭名远扬，才找到他你已年迈的姑姑熬老太在乡下说媒，而熬老太对这种牵线搭绳的做媒闲事的兴趣不减当年。而此次，熬老太照旧依着规矩，要求她的侄子熬磊在公共场合称呼她干妈，在熬磊窘不堪言地时候，她一脸严肃地说：“家有家法，行业行规。眼下已经是乱了辈分，冬梅她爹是我干儿子，按说你比冬梅长辈。辈分乱了，规矩可不敢再乱了。”

    到底熬磊也就在带走冬梅的那一天才唯唯诺诺地喊了熬老太一声干妈，这让保住晚节的熬老太老泪纵横，好说歹说娘家延续香火有望了。

    父亲是在冬梅沦为熬磊的猎物半个月后，才风尘仆仆地返乡回家的。隔有一年不见，父亲背着一个蓝色牛仔包回来了。父亲背着那个被撑成柱形的牛仔包，让我不由联想到平日里他背着王老大编织的背篓回家的情形。这次他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说那个燕子村的远房叔叔再也回不来了，但他说着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冬梅以后也很少会再回来了。

    那个下午，父亲背着背篓般的背包，给我们激动地讲述着这个故事。父亲说，那个远房叔叔别人都叫他长生，他是我干爹的表弟，据说当年父亲把我送给姓钱的寄养也是这个叔叔引介的。曾经百般怨恨被送养的不公，然而此刻得知真情，反倒生出一丝悲痛。毕竟是一个在我的生命里曾经留下了足迹的人，如今却早早辞世。

    长生叔叔和我父亲同在深圳的一家私人煤厂挖煤，那时男人们在外面做农民工，要么上建筑工地做搬运工，要么就是跟着私人老板挖煤采石膏。挖煤是最铤而走险的，工资确也是拿得最多。当时长生叔叔对我同行南下的父亲说挖一年煤挣的钱抵得上种地三年的收入，但其实挖煤和挖地是一个工种，无非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他还不失诙谐地说过：“共产党还有地下共产党哩，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无产阶级理所当然也该有地下工农无产阶级。”父亲是一个不太有主见的人，说来也是第一次出远门，自然就跟从长生叔叔做起了地下工农无产阶级的工作。

    父亲说，地下工作很黑暗、潮湿，一起的四个人是一个搭档小组，他和另外一个河南佬负责用翻斗车将煤石往洞子外拉运，长生叔叔则和一个东北大汉负责将煤铲进翻斗车。他和长生叔叔每天在煤道里说话很少，因为他俩一说话，另外两个外地人就要唧唧歪歪地打问半天，害得他俩本来就气喘吁吁还要装腔学调或者用口吃拙劣的普通话给他们一一道来。他们在煤道里也看不清彼此的脸，因为大家的脸早已刷成了煤灰的颜色，偶尔父亲会抬头用额头上破旧的矿灯对准长生叔叔，说：“你成包黑子了。”长生叔叔则也用破旧的矿灯探照着父亲的脸说：“你成非洲人了。”然后，河南佬和东北大汉便又不厌其烦、唧唧歪歪地问天问地，问屎问屁，父亲和长生叔叔便哈哈大笑起来，朗朗的笑声在煤道里回荡缭绕，有时会震得煤块呼啦啦松垮下来。

    说到这里时，父亲说话时的神情逼真，边叙说边追摹起那段往事，我明晰地洞见父亲脸上皱纹间的惬意，如同一圈圈縠波荡漾开来。

    他肩头的那个高高矗立的背包晃晃悠悠，把父亲凌压得矮小。我说对父亲说：“我看见你的头顶了。”

    大庆接着对我说：“我也看见你的头顶了。”

    那时大庆确实比我高出大半个头来，我至今仍置疑那是他比我多吃了米油的缘故。

    父亲看着我和大庆笑得更生动了，脸颊、额头、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像犁地时跃然翻开的一道道土壤。

    这时我才开始注意到父亲的那张脸，笑起来时脸颊两侧的颧骨突兀的更显眼了，一双眼睛在这突兀的颧骨的凌威下，如同是突兀的白马山脚下的两口老井。他厚实的嘴唇周边生长着凌乱的络腮胡须，仿佛是田埂上的茅草在劲风中摇曳。两鬓的头发白了几丝，在残阳的辉映下，与多数的黑发格格不入。那应是一种剔透的白，无言的白，沉淀的白。

    当黄昏的晚风在我耳畔呼呼响起时，我听见了双水河哗哗的流水声，听见了燕子归巢叽叽的嘶鸣声，也听见了父亲哼哼的叹息声。

    父亲脸上的笑容也随着叹息声的发出而收敛，他紧锁眉头，抿着嘴唇啧啧地说：“长生呀，说好一起出去一起回来的。”

    我和大庆都安静地站在一旁，等待着父亲可以给我们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像吃汤圆时被烫了，吃冰棍时被冻了；像看牙医被一只手电筒往里探照着，学拼音时老师让鹦鹉学舌地标准发音般半张着嘴巴，我甚至看见大庆的嘴角流出了一条长长的口水。

    父亲欲言又止，大庆便将即将垂落的口水猛然吸回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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