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中年以后因患足疾，经常卧榻

    “办公”。即便是枢密院上奏的紧急军务，忽必烈也只能躺上床上进行批改，而大臣董文忠则跪在一旁听取他的意见。

    据说董文忠经常从鸡一叫就进去跪着，直到点上蜡烛才出来。此时的忽必烈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不复二三十年前的果敢进取，遇事往往迟疑反复。

    晚年他主要凭借政治经验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和汉人、南人朝臣之间互为制约，保持平衡，以此维持朝政。

    据说元成宗铁穆耳小的时候酷爱美食，以至于体重超标。忽必烈为此甚至揍了他三次，要求他节食减肥，不过作用不大。

    于是忽必烈又派御医日夜监视，铁穆耳一旦用餐超标，就要击杖为号。

    减肥的痛苦，加上一个回回内侍的引诱，铁穆耳最终染上了酒瘾。忽必烈怒而杀掉了引诱自己孙子喝酒的内侍。

    登基之后铁穆耳也努力戒酒，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由于长期酗酒，铁穆耳的健康状况极差，四十五岁便因病去世了。

    元武宗海山个性豪阔，用好听一点的话说是一个性情中人。在成功清除了以元成宗铁穆耳的皇后卜鲁罕和安西王阿难答为首的政敌集团之后，他便开始大肆褒赏拥戴自己的诸王勋戚。

    这一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元武宗海山弄得有些过头了。据说后来

    “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储已虚”，国库的钱财都被他分光了。其后，请赏者仍络绎不绝，财赋不支，只好用滥封爵位的办法作为补偿。

    忽必烈曾定下非嫡系子孙不封

    “一字王”的先例，但到了元武宗海山时代，被晋封一字王的已经多达十六人。

    其中除了魏王阿木哥和宁王阔阔出是忽必烈的直系子孙外，其他都是远方亲戚，甚至连来自高丽的驸马王璋也被封为沈王。

    王爵尚且如此，其他等闲官职在颇具江湖义气的海山眼中，更成为不值钱的货物。

    忽必烈时代，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负责人仅有六人，元成宗铁穆耳扩张到十三人，而到了海山执政时，竟然达到了三十二人的规模。

    机关系统的臃肿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工作效率的低下。元武宗海山还将职衔以

    “遥授”的方式，颁发给那些在他看来有

    “突出表现”的

    “劳工模范”。宿卫马谋沙只是因为

    “角斗屡胜”，便从

    “摔跤冠军”一跃成了

    “遥授”平章政事。宦官李邦宁不仅有司徒的正职，更被

    “遥授”为丞相。最后连戏子、商人、僧道，都有被

    “遥授”左丞、平章、参政者。这种

    “佩相印者以百数”的局面，令皓首穷经的士大夫们只能发出

    “自有国以来，名器之轻，无甚今日”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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